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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人与麻将:毛泽东称麻将列“三大贡献”之一

       麻将牌又称麻雀牌,始于清代,由马吊牌演变而成。

  打麻将是无序变有序的一种脑力运动,会打麻将的人很多,有人建议把麻将列入运动会的一个项目。老年人适当打打麻将,使双手得到充分的活动,也对身心有益,但有人用于赌博则害莫大焉。许多名人都爱打麻将,他们各自有其独特的看法,兹选录一二,以飨读者。

  毛泽东(1893-1976)主席曾说: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,一是中医;二是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;三是麻将牌。可见他对麻将评价之高。他认为打麻将中存在哲学,可以了解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;也存在辩证法,有人手中拿的牌不好就摇头叹气,这种态度不好。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,打麻将也是这样,就是手中最坏的牌,只要统筹调配,安排使用得当,会以劣变优,以弱胜强;相反胸无全局,调配失利,就是再好的牌,也会转胜为败。总之,最好的也会变成最坏的,而最坏的也会变成最好的,毛泽东酷爱麻将,在他的遗物中有两副麻将牌,一副是塑胶的,一副是牛骨制的。

  1949年国共和谈,国民党谈判代表之一的刘斐,有一次问毛泽东是否会打麻将,毛答道:“晓得些,晓得些。”刘又问毛你是喜欢打清一色呢,还是喜欢打平和?机智的毛泽东心知其话中有话,微笑地答道,“喜欢打平和、还是平和好,只要和了就好。”刘斐笑道:平和好,也有我一份。于是在国共和谈破裂后,刘斐下定决心,留在北平不回去了。

  著名学者梁启超(1873-1929)提倡趣味主义人生观。“以趣味始,以趣味终”,“劳作、游戏、艺术、学问”都符合其趣味主义的条件。以他的趣味主义标准而言,麻将当然也是一种趣味的游戏,并且十分痴迷。一次,几位朋友约他在某日去演讲,他十分为难地说,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“四人功课”。所谓“四人功课”原来就是麻将局。梁启超有句名言,“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(麻将);只有打麻将可以忘记读书。”可见他对麻将的爱好了。据说,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,其文不仅流利,而且颇具特色。

  胡适(1891-1962),“五四运动”倡导者之一。这位著名学者的夫人江冬秀是个麻将迷,视牌如命。每当麻将局三缺一时,江冬秀总是要拉胡适上麻将桌,胡适经不住夫人的纠缠,本来对麻将不屑一顾的他,也会偶尔为之,但他的技艺甚差,几乎每战必败,胡适曾戏称:英国的国戏是板球,美国的国戏是棒球,日本的国戏是相朴,中国的国戏自然是麻将了。

  胡适写过一篇题为《麻将》的文章,文中极其痛心疾首地说:“女人们打麻将为家常,老人们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‘大事业,’我们走遍全世界,可曾有那个长进的民族,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?”

  傅斯年(1896-1950),学者、教育家,先后留学于英国和法国,曾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,北京大学教授和代理校长。他曾在《申报·自由谈》撰文,讲述136张麻将牌中蕴涵人生哲学,打麻将要能赢,关键是要手气好、运气好。“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也是这样,更需运气好、机会巧,一路顺风,就可以由书记而主席,由马弁而督办,倘若彩券能中头彩,那么不但名流闻人,可以唾手而得,并且要做什么长或主任之类,也是易事。所以我们中国人最注意的是天命。”

  梁实秋(1903-1987),教育家、翻译家,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。曾任多所大学教授,翻译《莎士比亚全集》40卷,他写过《谈麻将》一文,但他自己并不擅长打麻将,他身边的好友胡适、徐志摩、潘光旦等人都是麻将爱好者,有几次硬拉他上桌,玩了一玩觉得吃力,觉得打牌不如看牌过瘾,以后好友打牌,他总是坐在旁边看。他说:我不打麻将并不妄以为自己志行高洁,而是我脑子迟钝,跟不上别人反应的速度,影响到麻将的节奏,一快就出差错。我缺乏机智,自己的一副牌都照顾不过来,遑论揣度别人的底细。既不知己又不知彼,如何可以应付大局?打牌本是娱乐,往往返寻烦恼,又受气,又受窘,干脆不如不打。

  1931年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,很爱打麻将。其日记中,用“手谈”、“看竹”代替麻将。据其日记统计,1956—1957年两年间就打过85次,约每周一次。共计赢25次,输46次,平盘14次,前后输了1650元,按当时物价一碗阳春面,不过一元左右,千多元不是一个小数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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